“是非是有的，一定是有的。千秋史册在上，江山黎庶在下，此事万古不易。无论因何人何事，何等情由，卖国求荣……使华夏故土卑事穹庐，祖宗故人，皆从左衽，此乃桑某万世之罪，此乃中原万世之耻。异日若有人与郎君言，先帝迫于形势中国配资官网，桑某无奈为之，请郎君莫要迟疑，当即扑杀此獠，与世人除此奸恶。”央视“开年大戏”《太平年》已落下帷幕，这段被网友称为“封神”的台词仍在回荡。
历史剧难免聚焦于成王败寇、壮怀激烈，《太平年》却别出心裁，把目光投向桑维翰、冯道、钱弘俶、郭威、胡进思、水丘昭券、赵匡胤等“失败者”身上，他们中有的人被称为“可谓无廉耻者矣”，有的人被称为“万世之罪人”，有的人被称为“为罪之魁，获逭天诛”……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：妥协。正是这份妥协，历史才得以突破地峡，奔流向前。
大历史需要“伟大的妥协”，但妥协的原则是什么，如何达成妥协，如何与历史目的有机结合起来……这包涵着前人的智慧与沉思。《太平年》展现了一个巨大而丰富的思想光谱，难怪有网友感叹：“终于吃上细糠了。”
时代为何倒退回丛林社会
《太平年》的故事背景是唐宋之间的“五代十国”乱世。53年间，10多个割据政权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，正史记载的大规模战争达73次，可谓年年有征伐，全国户口锐减1/3，吃人、虐杀、饥荒、灾难，百姓沦为“两脚羊”，骨肉相残，文明倒退，所谓“四海渊黑，中原血红……有生不如无生，为人不若为鬼”。
吊诡的是，乱世的根源竟来自社会的进步。
唐中期之前，基本属贵族世代，门阀、世家垄断了大部分权力，社会资源分配主要靠恩庇制，南方经济虽有大发展，却被视为北方的附庸，直到宋代，“宰相不可用南人”的“祖宗之制”仍存。贵族们拼死捍卫既得利益，这些“幸运俱乐部成员”选拔人才时，第一个问题总是“他的同族都是些什么人”，他们坚信“人类在不平等及从属状态下会更快乐”，鄙视努力与奋斗，将“炫耀性休闲”当成自己的优点，甚至称聪明、勤奋、上进为恶德，称无知、愚蠢、反应迟钝为高贵。
宋代则走向平民世代，“宰相必从科举出”，普通人向上流动的渠道更通畅。清代思想家王夫之曾说：“封建之尽革，天地之大变也。”宋代以后，再无三代为相之家，优绩制代替恩庇制，成了主流。据香港大学统计，1371年至1904年，三分之一的进士出自前三代无人中举的家庭，明代来华的西洋传教士利玛窦惊叹，在中国，“寒门子弟一朝登第，即享无上尊荣；他们坐着八抬大轿穿过街道，‘像教皇一样’，受到普通民众的崇拜，甚至是叩首行礼”。
从“出身决定一切”到“努力与才华决定一切”，绝非一蹴而就。旧贵族不肯主动让渡权力，他们广植党羽，排挤新人，而新兴庶族地主有野心、重实干，却壮志难酬，只能拉帮结派、党同伐异。两方角力，动摇了社会共识与合法性的基础，造成了“大一统”的崩溃。
随着武夫崛起，时代又倒退回丛林社会，“天子，兵强马壮者当为之，宁有种耶”成了铁律，在私怨与贪婪的撕裂下，人人都是陌生人。
“不成功者”身上的可贵品质
以往的历史剧重在刻画英雄们的气概、智慧、奋斗精神，激荡观众内心，带给他们不同却难得的体验。《太平年》则看到，许多“不成功者”身上亦有宝贵的精神品质：宽容、执着、现实感与自我牺牲。这些同样是精神世界的奢侈品，需付出巨大努力，需不断战胜自己人性中的黑暗，才能获得。
桑维翰即如此。他生于乱世，相貌丑陋、身短面长，曾揽镜自叹：“我堂堂七尺之身，怎么比得上一尺之面。”靠“磨穿铁砚”式的努力，终得石敬瑭赏识，可历史给他的选择题只有“坏与更坏”——要么当出卖“燕云十六州”的千古罪人，要么听任中原继续战乱，百姓的太平梦再度落空。选前者个人要担责，选后者能浑水摸鱼。桑维翰决定舍个人虚名以救苍生。
选择即“舍弃可能更好的另一种可能”，历史没有后悔药，当桑维翰真正明白失“燕云十六州”的后果时，一切已无法挽回。《太平年》抓住了人物的心理变化，桑维翰对抗张彦泽毫无意义，无非是用自毁来赎罪。这份沉痛被后来的赵匡胤读懂了，遂有“安得宰相如桑维翰者与之谋乎”之叹。
冯道历四朝十帝，在乱世中，他放弃了对君主的私忠，只效忠于苍生与信仰。在《太平年》中，冯道有手持契丹国宝“金花银枕”、只身在宫门劝退敌方铁骑的勇气，有收留石敬瑭幼子的悲悯与担当，好容易盼来最有“太平天子”潜质的郭威，不惜拼死一谏，却已走到生命的尽头，未能亲见梦想变成现实。
胡进思出身卑微，靠军功成权臣，深知“伴君如伴虎”，为巩固个人与家族的利益，甚至发动政变，但在《太平年》中，胡进思有底线，是非分明，绝不篡位。他为错杀贤良水丘昭券而自责，发自内心地认可优绩制，不仅自视聪明有才，对别人的才华也充分认可，在乱世中，仍保持着一份忠诚。
至于钱弘俶，《太平年》刻画了他从幼稚、热血的“鱼账子”式小王爷，逐步成长为识大体、肯自我牺牲的时代英雄的过程，正因他的放弃，造福了江南百姓，终结了“从恶到恶”的死循环。
《太平年》好看，正因为它像扇面一样，打开了不同人物的精神世界，乱世中他们都选择了妥协，虽境界不同、程度不同，但没有其中任何一个妥协，“为万世开太平”就会沦为空话。
总有一种价值“万古不易”
为什么桑维翰、冯道、钱弘俶会选择妥协？《太平年》精准地抓住了其中的共同点：心存敬畏，主动融入历史。
孔子曾说：“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”在儒家文化中，从来有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”的情怀。“畏”不是恐惧，孔子不言“怪力乱神”，孟子坚持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。生死一念间，财富、地位、荣耀都会失去，所以桑维翰会说：“是非是有的，一定是有的。”
寄于尘世，却心系永恒，坚信总有一种价值，会超越个体之上，被万代传承。这种坚信赋予一代代仁人志士以坚持，所谓“天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形。下则为河岳，上则为日星。于人曰浩然，沛乎塞苍冥”。
《太平年》感人至深，因为它真实地呈现了从敬畏，到坚持，再到妥协的全过程。无敬畏者无坚持，无坚持者无妥协，而不能妥协，历史就会陷入低水平重复的泥淖中，无法实现质的跃迁。在漫长的历史中，中华文明遭遇过太多的风吹雨打，但每次都能自我修复、再造盛世，其中的密码就藏在《太平年》中。
对于今天的观众，《太平年》尤有价值。信息社会正将我们加速带入“后真相”社会中，信息过多，却无固定价值支撑，一切呈现为网状结构，一方面形塑了多元化视角，一方面也涵养了去价值化的思维习惯。令人感慨的是，世界“变平”后，人类的心灵反而变得更隔阂。
事实证明，全球化是商业的全球化、沟通工具的全球化，而决定“人之为人”的要件依然来自文化、传统、思考和信仰，这是沟通和交易永远无法替代的。现代人应警惕价值被虚无化、空心化和殖民化，《太平年》中桑维翰的“千秋史册在上，江山黎庶在下，此事万古不易”堪称掷地有声。
“七实三虚”不能搞成“买一送一”
《太平年》之长在于讲正史，呈现历史发展的真实逻辑，但在“如何讲”上，仍有推敲的余地。
网友“ly的读享生活”指出：“这个剧可惜了。如果拍成《三国演义》那样的群像剧，不要固定主角，群雄纷起，各有其光荣和悲哀，也许更合适，能成为经典。在五代十国波澜壮阔的烽烟岁月，钱（弘）俶真的不算大角色，用他的视角去看去讲，很多情节显得勉强，很多故事又不得不牺牲，剧情的大量空白容易让普通观众感觉莫名其妙。”此论堪称卓识。
罗贯中写《三国演义》，采用传统中国画的“散点透视”法，人物众多，各具性格，虽线索凌乱、人物刻画难深入，却呈现出独特的美感。遗憾的是，在今天的文学教材中，古典小说的这种写法被视为结构上的“败笔”，成了应克服的“缺点”。今天所谓的“经典”，多参照俄国小说，人物少，场景集中，细节指向性明确，常有雷同、套路化之弊。
用这种方法写历史，很难突破材料限制。史籍所记多有倾向性，缺少生动的细节，要讲好它，只能加入大量野史、传说，甚至混入当代人编造的故事。在《太平年》中，黄龙岛、山岳社之类来自武侠小说，而对南唐的刻画亦有偏颇，为突出钱弘俶光环，便“黑化”对立方，如此强“凹”而得的戏剧冲突至少不高级。有观众抱怨，为什么一定要拉这么长，拍成48集，这也恰好说明编出来的故事与真实历史脱节，影响了《太平年》的说服力。
《太平年》中越靠近历史真实的部分，越得观众认可，越偏向演义的部分，越被观众质疑。电视剧不是历史，作为艺术创作，“七实三虚”无可厚非，关键是“三虚”部分要和“七实”有机融合，不能搞成“买一送一”式的捆绑销售。
《太平年》的内核呈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，故事发展却取西方小说的手段，怎样弥合二者落差，是值得今后的历史正剧深入思考的话题。
文｜唐山
编辑｜陈凯一
本文刊载于北京青年报2026年2月27日A11版《青荧屏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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